www.yabo.com1947年，凯鲁亚克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浓重的美国之夜不断地加深，一直都在不断变红不断变黑，这里没有家。”这种感受也让他的书写充满严肃性，评论家米尔斯坦曾表示，“凯鲁亚克这一代人不知道寻找什么样的庇护所，但总之他们是在寻找。”

　　据新华社报道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11月6日凌晨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。接下来，美国将走向何方？这一代人，还会继续寻找自己的庇护所吗？

　　本文作者丁海笑以第一视角观察美国街头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美国社会的入口。他记述了美国贫困阶层如何向上流动，也对一大批人丧失美国梦的现象提出思考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，让他们无法在美国这个以自由为豪的国度中，找到出路？或许，他们正在经历的就是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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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来芝加哥之前，就有无数人警告过我那里的安全问题，其中包括不少美国当地的朋友。受到电影的影响，很多到访芝加哥的游客会以为芝加哥还处在帮派混战的年代。

　　“阿富汗都比芝加哥安全。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激烈抨击过芝加哥的治安问题。

　　一个驾驶Uber的黑人司机告诉我，他可以去芝加哥的任何角落，但都是通过汽车——“如果你遇到危险，那你是闯入了真正糟糕的街区……”

　　那是我在芝加哥的第二天，我和朋友打车去了唐人街（中国城），以一碗兰州拉面庆祝春节。唐人街是电视里的唐人街该有的样子：火锅店、湘菜馆、奶茶店、拉面馆、螺蛳粉……几乎复刻了一座中国的城中村，红色的中式牌楼上题着孙中山的“天下为公”， 牌楼下拥着一些游手好闲的黑人老兄。

　　我对着中式牌楼拍了一张照，立刻就有一个穿hoodie（连帽衫，也可指代小混混）的黑人老兄凑过来搭话，问我相机的牌子，朋友立刻瞪了他一眼，将他呵斥离开，他嘴里骂骂咧咧，“你什么意思？”事后朋友严肃地批评我：你都去了那么多国家了，还这么的掉以轻心？

　　有一次为了避开凶案频发的地铁，我从市中心坐公交车前往Wicker Park（柳条公园）。Wicker Park靠近芝加哥的西区，但那趟车不知道为何要改道西行，越走越感觉气氛不对，街道两侧全是破旧的房屋，人影稀疏，一块块杂草丛生的空地，垃圾堆旁边冒着焚烧橡胶轮胎的黑烟。

　　中途上上下下的乘客很多，清一色的黑人，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憔悴，被生活长期折磨的样子，上车后用奇怪的眼神扫我一眼，似乎我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区域。我越来越惊慌，直到车上的人全下完了，公交才回到高架上，驶离西区。

　　芝加哥与纽约不大一样，不同社区的种族分化、贫富差距非常明显。南区和西区主要是黑人社区，也是全美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，有着大量的贫民窟，帮派林立，使得芝加哥有了“罪恶都市”的称号。近年来，西区的范围在显著地扩大，其中臭名昭著的West Garfield（西加菲尔德）就位于西区，高居芝加哥最危险社区之首。

　　许多商业公司会将美国城市的不同区域进行安全系数排列，这种排序有意无意地导致了马太效应，增强了种族隔绝。在芝加哥的周围你会看到许多典型的“白色小镇”，而这些小镇之间是一些白人不会涉足或正在逃离的区域，有学者担忧这样的美国将走向“南非化”。

　　在芝加哥大都市区的南部有一座叫做加里（Gary）的城市，属于印第安纳州，每当有人向我提到加里，感觉像是名副其实的“芝加哥南部的南部”。加里曾经一度辉煌，被誉为美国的“世纪之城”，它不仅是迈克尔·杰克逊的故乡，还先后诞生过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。

　　这座密歇根湖南岸的城市由美国钢铁公司创立于1906年，一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，随着上世纪下半叶美国钢铁工业的日渐衰退，加里从此一蹶不振，大量居民逃离，犯罪率攀升，沦为一座“谋杀之城”和“鬼城”——美国房屋空置率最高的城市，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房屋空置，也因此成为废墟探险者的游乐园。

　　“恐怖！恐怖！恐怖！”一位当地的饶舌歌手在一次采访中用了三个“恐怖”来描述加里，对于当地频发的谋杀案，他解释道：“警察不会试图真正拯救任何人，他们只会消除问题，在来之前让你死去（解决产生问题的人）。”

　　“我们发现了什么？只是相同的古老恐惧。”我想起平克·弗洛伊德乐队的那首歌。或许我的恐惧主要源自当地人善意的警告，或许只要下载一个“芝加哥犯罪地图”之类的APP，就能知道哪些地方不该去，从而避开犯罪高发地区，但这样就一点探索的乐趣也没有了。

　　芝加哥是美国昔日的“第二城”，这里最著名的即兴喜剧团队就叫“第二城”(the second city)。伴随着“锈带”整体的经济衰退，芝加哥丧失了第二城的地位。在匪帮饶舌乐中，经常把芝加哥称为“Chi-town”，正如把“Chinatown”叫做中国城一样，华人把它翻译为了“芝城”。

　　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的量化宽松政策，让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物价最贵的国家之一，根据Cost of Living网站2024年初的统计，纽约（100）已经远远超过了冰岛的物价（87），而芝加哥（80）也已领先于伦敦，但仍旧低于其他美国大城市。

　　我和一位从事文化行业的朋友在网上讨论着纽约之后，还有哪里是美国的文艺聚集地。城市的文艺气息和经济活力有着紧密联系，文艺不仅是指向艺术家的密集程度，还需要足够多的市民有时间与意愿去参与文艺活动。

　　纽约是个特例，它仅靠全球文艺爱好者的簇拥就能跃居榜首，而西岸的洛杉矶、南部的奥斯汀应该也算榜上有名。“锈带”城市中的芝加哥和底特律只能算是地区性的文艺之都，有着不错的文艺土壤，且没有充斥着大量“装腔作势的人”。

　　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，芝加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更蓝领一些的纽约，街道也更干净一些。欧式的社区小店文化在这里生长得很好，在一些不起眼的街区或者镇上，唱片店、古着店、游戏店、精酿啤酒屋、独立书店一一俱全，而最具有美式文化特征的或许就是美式漫画店，它是架构好莱坞英雄故事的精神源泉，后来的一些韩国电影也成功地照搬了这种模式。

　　或许，城市吸引力跟人们的精气神有关，虽然芝加哥有着最美城市天际线和得天独厚的气候，拥有超现实的摩天大楼建筑群——仿若世界百年建筑博览会，以及琳琅满目的商铺——“华丽一英里”、林立的广告牌等等，但比起人口稠密的纽约，冬季的芝加哥略显衰颓，只有千禧公园的溜冰场内总是人满为患。

　　我来芝加哥是为了写作，对这座城市并未抱有太多期许，随着写作的进展，我对它的探索也越来越多。美国有几座著名的宋辽时期的木刻水月观音，乃中国木雕造像的巅峰之作，流落在不同城市的博物馆，其中最顺眼的一尊是我的手机壁纸，但我从未注意过它在哪座城市，没想到那天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，进门一抬头就见到了，顿时哑口无声。

　　38岁生日那天，是芝城最冷的一天，坐在DUNKIN（美国快餐连锁店）等待晚点的通勤列车，店里在放Imagine（歌曲名），冷冽的阳光透过玻璃橱窗，像橙色、微苦的IPA。

　　走出奥格尔维转运中心，大街上的阳光乍泄，戴着索尼耳机的少女步履轻盈地穿过人行道，一边疾走，一边吞云吐雾，我一闻，是臭鼬的气味，路过的旁人都在搜寻着这个味道，然后将注视的目光统统集中在她的身上。在市中心，“禁止”的标记贴得到处都是，少女看上去才刚成年，肆无忌惮地抽着，随后钻进了一幢大学的建筑里。

　　一天之内逛了两个展，又到Wicker Park逛了一遍独立书店、古着店、唱片行，只有这里才能让我找回存在感，重寻活着的意义。在美国，任何人都有其忙碌的事情，报个技能课程、加入某个组织，或是假装去除草都行，只有我无所事事；人与人表面亲近，实则疏离，这种距离感会让人很快地堕落下去。

　　近视书店今天格外热闹，各路的文青都来了，各街区、肤色、口音，一派文艺复兴的气象。一位头戴爵士帽的老头感叹说芝城什么时候也变成布鲁克林了——“我不是作家，我也是开书店的。”近视书店的地下室就像是《瑞克和莫蒂》里瑞克的奇怪实验室，我能在里面待一整天。

　　虫洞咖啡里则全是上世纪90年代的物件，任天堂游戏机、显像管电视和电影装置，出入这里的都是些90s打扮的“千禧一代”，我还以为《低俗小说》又要重映了。日本拉面店正在风靡全球，所有老外都在学着装腔作势地用筷子夹东西。

　　一家二楼的古着店也是艺术空间，在上世纪末这里曾是Wicker Park的文艺灯塔，几个女大学生在门口像模像样地做着社会学调查，主动问我来自什么街区。

　　疫情之后，现代商业驱动的城市生命暂停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对过去的生活进行重新思考和塑造，在芝加哥，人们开始往回找，街上的店铺、行人的着装、开古董车招摇过市的雅痞似乎都是为了追忆上世纪这里的黄金旧日。

　　估计很快，Wicker Park也会变成像布鲁克林那样的地方，被一些千篇一律的礼品屋、古着店、潮牌店所覆盖，全球同质在疫情之后变得更加迅速，所幸我还能看到它昔日的一些尾巴。

　　在芝加哥，我仿佛是掉进酒坛子里了，芝加哥有近170家啤酒厂，如果算上部分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在内的大都市区，根据酿酒师协会的统计数据，“风城”芝加哥在美国排名第一，优秀的啤酒厂牌比比皆是。

　　芝加哥的酿酒厂许多都以街区命名，也就是社区啤酒屋，每个街区至少有一个著名的精酿品牌，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当地的精酿元老——“鹅岛”，在全球啤酒迷中无人不晓。鹅在密歇根湖上随处可见，有时还会在城市里乱飞，鹅岛啤酒把它印到了自己的啤酒瓶上。

　　距离加里十几英里外有一个小镇叫做芒斯特，这里的圣弗洛伊德（3 Floyds）酒厂出产一种淡色艾尔啤酒——“僵尸尘埃”（ZOMBIE DUST），名字听上去很符合这一带的气质，却是我此行喝过的最出色的啤酒——从中能喝出陈皮的味道。

　　美国有很多规模不大的社区小店，它们在海外的名气可能比在当地还大，这些品牌标签就像部落图腾一样，出现在身上、街上、摄影作品、音乐和影视剧里，贴满每一块地方，它们的追随者无论是出于装腔作势的安全感、资本主义的心理驱动，或是来自氏族的荣誉——人人都需要成为crew（美国俚语中对团体的一种帮派化表达，源自嘻哈文化）的一部分。

　　今年是个暖冬，但随之而来的是龙卷风、冰雹与一天骤降26摄氏度的困扰——“昨天还在穿短袖，今天就冻得无法出门了。”

　　在冬季的尾声，芝城在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公益的冬季爵士音乐节，美国不时就会有福利性质的演出，届时就连流浪汉都会盛装打扮，一跃成为文化艺术活动的座上宾，而爵士乐又是起源于底层的黑人音乐，感觉芝城的贫民区有一半的人都来了。

　　在布满马赛克和彩色玻璃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里，来了很多这座爵士之城的元老和新秀，从清晨一直演到深夜。当Robert Irving III再次登场时，窗外突然大雪纷飞，JON IRABAGON的吹奏像是为了这场瑞雪助兴，终曲献给他的女儿。这可能是芝城的最后一场雪，导致列车大面积延误，很晚才抵达住处。

　　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，闯荡的勇气一半都来自IPA，食物大概是孤旅最好的慰藉吧，至少可以先实现三文鱼与精酿自由，然后在脑中重塑出《告别昨日》（Breaking Away）的剧情、《安妮·霍尔》（Annie Hall）的破碎爱意与“武当派”（Wu-Tang）的美国传奇。原来，穿越北美大陆的浪漫皆是自我意淫与无情假象。

　　我在沙发客网站上看到了由安内斯发起的美国作家博物馆参观活动，刚好那几天是美国总统日，博物馆免费向所有公众开放，还有义务的讲解员。安内斯自称也是一名非虚构写作者，跟一名美国作家去参观美国作家博物馆，想必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结果我是唯一的报名者。

　　安内斯提前到了，已在里面逛了好几圈。我赶着讲解团的时间入场，博物馆不大，还不如一所小镇博物馆的规模，内容几乎都是图文展板，我兴趣寥寥，很快就自己看完了。

　　作家博物馆里的美国作家我知之甚少，只注意到了艾格林——波伏娃的情人，一位“典型的芝加哥作家”，但这位本土作家却在作家博物馆里被冷落了，他的介绍被放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，根本没有人会在那里驻足。

　　安内斯个子不高，卷发，内向，形象像一位19世纪的美国女作家。她在中国待过几年，能说流利的中文，其中一学期是在北京大学交换的，后来又受富布赖特项目的资助前往印度。安内斯昨天才刚从印度回来，感觉还不是很适应美国的节奏。

　　富布赖特项目是一项由美国政府推动的规模庞大的国际交流项目，也是美国二战后海外政策的重要组成，牛津大学一位学者形容它是“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，地球上最大规模和最有意义的学者流动”。 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的美国人会前往海外，在其他国家的机构从事学习、讲学或专项研究，涉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但在2020年，特朗普中止了和中国的富布赖特项目。

　　安内斯此番回国是为了更新护照和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，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回中国工作。芝加哥是五大湖区的中心，不仅是交通枢纽，而且领事馆、大型机构云集，除了伊利洛伊州外，相邻的威士康星、密歇根、印第安纳等州，甚至更远的外州的人都会来芝加哥办事。

　　免费讲解团2点开始，一脸稚嫩的义务讲解员看上去很紧张，讲解十分乏味，几乎都是背稿，他只介绍三类美国作家：人权、种族、女性，非常的政治正确，更像是一场美式爱国主义教育——不过放在总统日也无可厚非。

　　政治正确影响了整个美国社会，这就像一面旗帜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在高校中，很多政治不正确的历史人物也不断被翻案，有的名字被从典籍里划去，路被改名，如此种种。

　　讲解团结束后是一个有关美国文学的Bingo小游戏，此游戏也是刚才三类作家的知识抢答，有一定的运气成分，最后我赢了，奖品是作家博物馆的年票，我把年票送给了安内斯，她看上去非常激动，说她一定会常来的，这让我感到十分诧异。这个不到十分钟就能逛完的小馆，对她来说或许像是精神殿堂一样。

　　虽然在中国待了几年，安内斯对现代中国却不甚了解，说到中文作家，她说自己喜欢并研究过林语堂，我说林语堂的许多名著都是用英文写成的，她表现出一副惊诧的神情。她问我最近在流行什么中文作品，我说是《繁花》，电视剧也正在热播，而她完全不知道，感觉也提不起兴趣。

　　安内斯是一位极有抱负的美国青年，似乎是来自威斯康星州或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贫困家庭，祖辈可能来自南方——我只模糊地记得这些，对美国的地名没有什么概念。她的写作对象就是自己，以及作为一个“家庭初代大学生”的成长经历，初代大学生是指家族中的第一位大学生，这是一种类似少数族裔的身份背景，将直接在录取选拔中受到照顾。

　　安内斯给人感觉非常上进，她说在美国上层还是一个很看重学历的社会，只是底层人民不重视教育罢了。快乐教育看似在为一部分人提供快乐童年，但只有“安内斯们”才算是掌握了向上流动的钥匙。

　　安内斯称自己没有家可回，现在寄宿在朋友家里，感觉她人生所走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作为一个当地人，安内斯过得比我要节俭得多，她给了我不少省钱的实用建议，比如平时尽量少来市区，就算来也最好自带食物，不消费。

　　安内斯总是手提一个硕大的保温杯，保温杯在美国的年轻人中很畅销，外出时几乎人手一个，有各式各样功能的保温杯：装咖啡的、装饮料的、装啤酒的——也保冷。一开始我以为是一种时尚与环保的风潮，直到安内斯给我提供了另一种解释：在当下的物价下，无论是纯净水还是咖啡都不算便宜，也不是随处都能买到。

　　在另一个朋友的滤镜里，她告诉我美国的孩子都只喝饮料，我在市区买过5美元的瓶装可乐，而同样大小的Stanley或者Yeti水杯网购也只要二三十美元，还能彰显环保主张。

　　对于美国的治安问题，安内斯坦言说中国要好太多，开始我以为只是美式客套，没想到她比我还要谨慎，表示现在美国的状况跟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她以前出门戴耳机，走在芝加哥的大街上也完全不担心，直到两个朋友经历过枪击事件后，她开始变得小心谨慎，白天在路上都要左顾右盼，晚上则根本不出门。

　　参观完博物馆后，安内斯说网站上另一个活动参与者联系她了，她得在那里等她。我一个人去了趟Wicker Park，赶在日落之前回到博物馆，安内斯跟我住得很近，说好坐一趟火车回去。

　　肯齐来了，是个漂亮的加州女孩，现在在阿根廷生活。她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，但称自己在美国旅行过的地方可能还没我多，芝加哥也是第一次来，约了大学时的闺蜜碰面，第二天一早就要飞走。

　　“阿根廷目前的情况非常糟糕，但现在去正是时候。”阿根廷新总统哈维尔·米莱执政后，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主动地贬值了54%，因此对肯齐来说是划算了不少，但与此同时物价也翻了几倍，超一半的阿根廷人沦为贫困人口。

　　看得出肯齐很想继续跟我们待着，我们都是环游世界的旅行者，又对各种未知事物充满兴趣，比跟闺蜜在一起还要自在些，但她又不想错过之前的约定。

　　肯齐也是一个内向和害羞的人，经常欲言又止，内心充满小心思，能对作家博物馆感兴趣的看来都是同类人。她有些担忧太久没见闺蜜，会跟她缺少共同话题，因为两人的生活已经截然不同了——“但一定会找到新的话题的。”

　　我们商量要喝杯咖啡还是去公园走走，肯齐急着去见朋友，最后决定就在附近逛逛，我们提议先到千禧公园，然后凭直觉往前走，走到哪算哪。

　　夕阳一眼入醉，几个人朝密歇根湖边走去，麦吉达利公园的科林斯柱让我想念罗马的某个日落。

　　人们提到芝加哥，都会提及1871年的那场大火，大火重塑了这座摩登建筑之都，也是钢筋水泥的始作俑者，眼前的谜样天际线，加上落日的烘托，夕阳如炬，更显迷幻。

　　安内斯问我：“那你觉得旅行的意义是什么？”肯齐笑着说：“问题和问题。”我说：“有时候我讨厌旅行，它带走人生中太多东西，又带来了一些东西，都是守恒的。”

　　夕阳实在是太美了，我们在离去的Uber上还意犹未尽，光影透过挡风玻璃，在车厢里形成迷人的光晕，告别的氛围烘托得正好，肯齐最后说道：“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相见吧。”

　　离开芝加哥的前一天，我参加了圣帕特里克节，这个节日近乎于全民喝酒的狂欢节，全城的人都喝得醉醺醺的，人人戴绿帽，把芝加哥河染成绿色，我是人群里唯一没有戴绿帽的特立独行者。

　　我打算去格兰特公园看，路过美国作家博物馆，在楼下又碰到了安内斯，看来我送她的年票是真的发挥了作用。但此刻我没有主动地跟她打招呼，因为上次临别时她抛下一句：“我确定我们会再见面，会非常快的。”便再也没有理过我。我理解了“在美国你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”，也懂得了美式客气。

　　当天的芝加哥估计有上百万人，她迅速地被人群淹没，我继续往前走，没想到第二次又迎面撞见了安内斯。她开始很惊讶，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，我们寒暄了几句，她便问我准备去哪，我说想去看，她说等她回趟博物馆后就有空了。

　　随后我们一起去了，一路上抢了不少礼物，玩得挺开心，又走到了一家咖啡馆，感觉也聊得不错，我想这次应该是交成朋友了，临走时我问她有没有WhatsApp，她说当然，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，后来我打过去才发现是空号。

　　我居住在一个白人超过80%的小镇，位于芝加哥市郊，人口不到3万，这是一个理想的中产小镇，唱片店、礼品屋、熟食店、啤酒屋、日料店、意大利餐厅应有尽有，附近3公里还有大型超市、快餐Drive-Thru店、品牌折扣店、慈善超市，解决一切生活所需，根本不用前往市区。

　　芝加哥市区的治安再差，这里却似乎永远一派祥和，邻里和谐，行人礼貌，交通井然，一幅安居乐业的景象。

　　美国的中产阶级极其注重私人生活，许多人的小日子都过得不错，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，只要勤勉工作，智商够用，运气不至于太差，就能维系一种体面的生活，拥有院子、树林甚至肥沃的农场。

　　学校建得比政府好，当然首先得是名校，富人的捐赠和高昂的学费是撑起这一切的物质基础，名校的学生都是天选之子，住在建得像欧洲城堡一样的校园里，过着象牙塔般的生活。短暂的四年如同梦境一般，但之后就得各显神通了，只有少数人才能通过窄门，获得进入下一座象牙塔的资格——硅谷或者华尔街。

　　在小镇的图书馆度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坐在固定的位置上玩填词游戏的老人，说“祝你有美好的一天”的前台，离开时有些不舍。我还经历过一次避灾预警，工作人员也拿不准状况——“你也可以走。”结果我半路上差点被雷电劈中——雷电是美国主要的天气灾害，每年有75至100人受袭身亡，启动预警系统之后，这一数字减到了13人（2023年）。

　　图书馆作为小镇上唯一免费的公共空间，扮演着便民中心和文化站的角色，能代替一些政府功能。其建筑虽然其貌不扬，远不及教堂华丽，但细节上充满讲究，无论是装饰、展示，还是双排门的位置什么的，看得出花了不少心思。

　　人们在里面搞演出、带孩子、吃东西，参加读书会、瑜伽课、工作会议、技能培训，防灾时进去避难，冬季还会有一些流浪汉闯入，做到了物尽其用。图书馆甚至提供求职援助和中小企业服务，我的网购退货也是在图书馆填完的表格——这是一个无比热爱表格和文件的民族，许多人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在这上面，是一切文明过度制度化的表现。

　　当然同时伴有一些恼人的现象，有人认为也是美式自由的体现：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肆无忌惮地咳嗽、大声讨论或旁若无人地煲电话粥；你可以边自习边吃薯片，发出窸窣的咀嚼声，甚至在下班后将外带的披萨、浓汤、水果带到书桌享用，却不能喝“无盖”的咖啡；你可以放几个哭闹不停的孩子在书架之间自由自在地奔跑；你也可以直接将鞋踩在座位上，只为这样更显得无拘无束一些……

　　我盯着寄出的信上的那张美国国旗邮票，上面印有灰色无衬线字体的“自由”，却无法理解真正的美式自由，特别是模糊不清的自由边界在哪里。

　　上大学时曾经学过，美国作为一个判例法国家，拥有无数的法律规章及复杂的法律程序。普通人几乎不可能掌握法律，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将享有更多的“特权”。

　　譬如狩猎和钓鱼，除了需要办理狩猎证和钓鱼证，对于狩猎和钓鱼的种类、区域、用具、时间，捕捞的方式、规格、数量都有繁琐至极的限制，各州的规定不同，除非有无穷时间的有闲阶级，一般人只会望而却步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违法的尺度设得很高，除非碰上警察的随机执法或者邻人的举报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很多。只有个别的情况才会诉诸法律，因为除了法律从业人员外，普通人无法负担诉讼的成本。

　　我还见过不少法外开恩的情形，譬如情节轻微的超速罚款，只要提起异议，想一个好的理由，一般都可以撤销处罚，你唯一需要花费的就是时间。这个尺度一般人很难把握，所以需要大量的法律专业人士。我很难想象这种古老的判例法是如何治理这个庞大的“帝国”的。